“超級病毒”為何總是源于蝙蝠？

目前，人類已經在蝙蝠體內分離出超過 80 種病毒。蝙蝠為什么會攜帶如此多的致命病毒？它們自身卻為何不會遭受病毒侵襲？從蝙蝠身上，我們又能學到哪些抗擊病毒性疾病的策略？

2002 年，SARS（嚴重急性呼吸綜合癥）在廣東佛山首發，并迅速擴展到中國及全球其它地區，導致 774 人死亡。在隨后的病毒研究中發現，導致 SARS 的是一種新型冠狀病毒，其自然宿主為蝙蝠中的菊頭蝠。

2016 年 10 月底，就在距離**發生 SARS 地點 100 多公里遠的廣東清遠，研究人員在四個豬場發現乳豬急性腹瀉癥，5 日齡以下豬仔死亡率高達 90%，截止到 2017 年 5 月，共造成 24693 頭乳豬死亡。

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研究所研究員石正麗、軍事醫學科學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研究員童貽剛、華南農業大學動物科學學院教授馬靜云以及新加坡 Duke-Nus 醫學院新發傳染疾病項目院長王林發及其團隊，展開了國際大合作。他們發現導致乳豬大量死亡的是一種名為“SADS-Cov”的新型冠狀病毒，這種病毒的自然宿主依然是蝙蝠中的菊頭蝠，萬幸的是這種病毒目前并不會導致人類患病。

令人警惕的是，SADS 和 SARS 具有諸多相似之處。比如，兩者均發生于廣東，都由新發冠狀病毒引起，源頭都是菊頭蝠。

包括中華菊頭蝠 (Rhinolophus sinicus)在內的菊頭蝠是 SARS 的元兇。

蝙蝠的病毒“入侵”？

除了 SARS、乳豬急性腹瀉癥，近二十年來，很多疾病的暴發都與蝙蝠有關，比如 2014 年在西非暴發的埃博拉病毒、1998 年馬來西亞暴發的尼巴病毒、1997 年澳大利亞暴發的梅南高病毒，以及 1994 年澳大利亞暴發的亨德拉病毒等等。科學家們現在認為在新發現的人類傳染性疾病中，有 75% 來源于其它動物，而蝙蝠被認為是最重要的“病毒庫”，目前在蝙蝠體內已經分離出超過 80 種病毒。

蝙蝠攜帶的病毒為什么會“入侵”到人類社會？

研究人員認為，一部分原因是蝙蝠的地理分布及其行為特點。蝙蝠是一種分布范圍非常廣泛的哺乳類動物，除了南北極之外，蝙蝠在世界各地都有分布，大部分蝙蝠種類生活在熱帶和亞熱帶地區。在中國，以廣東為代表的南方地區是蝙蝠的主要棲息地。而且，在哺乳類動物中有五分之一是蝙蝠，它是除人之外，分布最廣的哺乳類。

“從理論上來說，野生動物分布范圍越廣，它對家養動物和人的影響以及風險就越大。”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研究所研究員石正麗說。隨著人類城市化進程加快，人類活動擴張，廣泛分布著的蝙蝠與人類社會有了更密切的接觸。

在廣東發生乳豬急性腹瀉癥的豬場，研究人員發現這些豬場的位置是在城外，在豬場周圍發現有蝙蝠飛翔，而豬場旁邊有一些小山丘，這些山丘周圍很可能就是蝙蝠的棲息地。研究人員認為，一個很明顯的傳播途徑是蝙蝠的糞便污染了豬場的環境，最后將病毒傳播給了豬。

與致命病毒共生

蝙蝠體內有如此大量的病毒，并且會給人類和家養動物造成致命的危險，但是它自己仿佛并不受這些病毒的影響。科學家在實驗條件下用病毒感染蝙蝠，發現并沒有引起明顯的臨床癥狀。

蝙蝠的哪些特性使得它總是將病毒傳染給人和動物，而自己卻安然無恙? 新加坡 Duke-Nus 醫學院新發傳染疾病項目院長王林發認為，這或許與蝙蝠是**一種能夠飛行的哺乳動物有關。

“我們現在的研究發現蝙蝠有上億年的進化來解決它如何適應飛行這個問題，在進化過程中，它有很多系統發生了變化，包括它的防御和免疫系統。”王林發說。“這使得病毒與蝙蝠形成了一種看似共生的關系，互不侵犯。”

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研究所研究員周鵬也曾經比較了，為什么某些病毒會導致陸地哺乳動物發病而蝙蝠卻不發病的原因，試圖找出可以對抗病毒的機制。2018 年 2 月，周鵬作為通訊作者在學術期刊《細胞·宿主與微生物》上發表的研究顯示，蝙蝠體內一個被稱為“干擾素基因刺激蛋白 - 干擾素”的抗病毒免疫通道受到抑制，這使得蝙蝠剛好能夠抵御疾病，卻不引發強烈的免疫反應。“野生蝙蝠可能會攜帶很多病毒，但是它們都維持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上，”周鵬說，“相比于控制，這種現象更像是共生。”

免疫反應一方面有助于身體抵御病毒等病原體，但是對某種病毒的過度免疫反應可能導致人類及其他哺乳動物發生嚴重的疾病。

“在我們的研究領域有一句話叫做‘No virus kill us, we kill ourselves’，意思是說，并不是病毒殺了我們，而是我們自己殺了自己。”王林發說，“這也就是說，我們自身的免疫系統，如果反應太強反而會造成疾病。”這對于研發抗擊病毒的藥物也具有一定的啟發，“或許我們不應該制造抗病毒藥，而是應該研發不讓機體產生過強免疫反應的藥物。”

如何防止病毒大規模暴發？

以蝙蝠為代表的野生動物攜帶的病毒，曾經給人類社會帶來巨大的損失，如何預防病毒的再次大規模暴發，成為科學家們研究的重點。

“SARS 之后，我們國家包括全球都形成了一個共識，就是希望將新發傳染病的戰線向前移。”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研究所研究員石正麗說。其中包括，對自然界野生動物攜帶的病原進行長期監測，建立早期的診斷技術，對可能流入人類社會造成疾病的風險進行評估和預測，來預防傳染病的大規模暴發。

自從參與了 SARS 病毒研究后，石正麗發現有一些指標可以用來評估和預測野生動物病毒的風險性。比如，她發現遺傳多樣性大的種群，攜帶的病毒更多，變異也更多；從理論上來說，一個種群分布的范圍越廣，其對家養動物和人的影響就會更大；從進化關系上來看，如果某種病毒與已知的人或家養動物病毒進化關系越近，這種病毒感染到人和家養動物的可能性就越大。

王林發在發現蝙蝠是 SARS 冠狀病毒天然宿主的過程中起了關鍵作用，他認為，備戰意識和國際大合作對于新發傳染病的防治意義重大。“此次在控制乳豬急性腹瀉癥過程中所使用的方法，以及合作的思路都可以應用到未來其它傳染病的防治中。”

在此次控制乳豬急性腹瀉癥過程中，由于快速組建起了一個多學科國際合作的團隊，才使得疾病被控制在了局部范圍并沒有大規模的擴散，也沒有發生可造成人類患病的病毒變異。即使未來在人類社會中發生大規模的傳染病暴發，王林發認為，也完全可以用同樣的方法進行早期的診斷和早期的發現。